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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波考克:一位从历史研究进入政治思想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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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8 17:1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发现”波考克

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中,“剑桥学派”属于旗帜鲜明、影响广泛的一个流派,其代表成员一般认为是昆廷斯金纳、约翰波考克(J.G.A Pocock,1924-)和约翰邓恩。在很多学者、甚至是其内部培养的学生和弟子看来,剑桥学派的这些领军人物并无根本上共同统一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台湾的蔡孟翰教授就曾借剑桥学派内部成员洪特(István Hont)之口指出过,以剑桥学派最为突出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取向为例,斯金纳和波考克注重的Context为语脉与语境,而邓恩的Context则是指涉社会整体的预设价值与规范。不过作为一个学派,这些人的研究仍然有可以观察到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关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致力于发掘古典政治中的共和主义传统;另外,他们在其研究早期都面临着共同的“学术敌人”——洛夫乔伊的观念史和和社会经济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斯金纳在国内的名声和著作翻译成果而言,波考克远远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笔者在期刊网上检索波考克的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以他为关键词的论文竟然只有二十篇左右,他的同道斯金纳不仅主要著作早有中译本,甚至关于斯金纳的二手文献都有中译本出版(这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型被学者帕罗内称为“斯金纳式的革命”,而不是波考克或邓恩)。

约翰波考克(J.G.A Pocock)

最近几年,情况有所改观,波考克的三本著作被翻译出版。波考克1957年出版了其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古代宪法与封建法》(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 Law)(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后简称《古代宪法》),这是他的成名作;1975年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大师之作——《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The Machiavellian Moment)(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这本书奠定了他在剑桥学派中的地位;退休后波考克更是推出了皇皇六大卷的《野蛮主义与宗教》(Barbarism and Religion),第六卷于2015年出版,此系列是波考克通过对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的分析,意图揭示17、18世纪英法启蒙运动内部政治话语之繁复与多样性。波考克另有重要论文集《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和历史论辑》(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由冯克利于2012年翻译出版。

思想史是一种政治言说史

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成员,波考克一向以他在方法论上的成熟和自觉而知名。虽然剑桥学派“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研究取向是由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开端,这点波考克在日本千叶大学讲述“剑桥学派”起源时确认过。对波考克而言,拉斯莱特编辑出版的菲尔默爵士的《父权制》是由历史脉络来研究政治思想典籍的真正开端,这也是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最为核心的主张。

波考克所说的“语境主义”和“话语的复杂性”是有特定的所指的,这种被学者称为Linguistic contextualism的治学特点,用波考克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探讨特定时期的政治讨论和政治实践所能利用的言说和书写语汇,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转化为政治语言的研究”(《德行、商业和历史》代译序)。这种新的研究模式首先要区分的就是“历史的解释”和“哲学的解释”,思想史家的首要目的是把附加在文本或言说中的意义呈现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对“过去实际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追问必须放在时代特定的社会语境和脉络当中去。因为思想史家所处理的过去的文本或对象的“话语背景”是由某些特定语言构成的,这些特定的语言模式和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当时的人们观察和理解自己政治生活时的态度和立场,即使那些意图实现创新的哲人或思想家也无法简单抛弃已有的语言成俗和惯例的影响。在这种方法的主导下,波考克不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是更愿意称自己的写作是政治话语史,“‘言说史’(History of speech)或‘话语史’(History of discourse)也许是迄今为止能为它们找到的最恰当的名称(《德行、商业和历史》第4页)。”对于波考克而言,政治思想不是依赖观念的假定,思想本身也不是仅仅被当做现实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反映”,因为思想所依赖的语言恰恰就是现存结构的一部分,思想史家必须把这个语言如何从现实中生长出来以及在特定的转变期语言如何改变了已有的话语模式和现实结构这个过程讲述出来。

《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和历史论辑》

波考克这种把思想史称为政治言说史或话语史、强调语言即行动的观念,除了受到奥斯丁“以言行事”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影响之外,还有古典共和思想把言说称之为政治行动(Verbalization as a political act)的一面。因为言说不仅仅是说话人和听众、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言说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由历史框架、社会实践和制度架构所决定的语言共同体。在此共同体内,个体的言语(Parole)与结构性的语言(Langue)共同构成了波考克所说的由言语之间、言语和语言、以及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互动构成的“施为对话的政治(Politics of performative dialogue)”(更详细的方法论考察,读者最好参看杨贞德文章“历史、论述与‘语言’分析”,收录于贺照田编《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下)。下面就从波氏三本中译著的大概内容来看看波考克是如何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的政治论说内部来把握切入其政治话语史研究的。

从历史研究进入政治思想

在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波考克发现了先例、普通法和古代习惯的“语言”(Languages)承载了17世纪英格兰人中间流行的、以及英格兰人的社会在时间和历史中存在的相应的模式等重要信息。波考克的重要贡献是,自1957年其《古代宪法》出版后,另外几种政治语言——反诺曼的、末日论的(Apocalyptic)、人文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都被提出来并得到了阐释。因此,波考克自认为他的著作推动了这样的项目,那就是在话语的复杂性中建构过去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古代宪法》序,第5页);历史研究也可以是一种表达政治思想的方式,它与哲学化的理性论述(主要是法律为切入点的研究)是不同的抽象层面的表述,而且可以共存。《古代宪法》这部书中,波考克试图提出一套重新思考17世纪英国宪法史学的根本性质和问题的理路,正如其副标题“英国17世纪历史思想研究”所暗示的。波考克认为,通过对当时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一方是相信宪法为不可追忆之物(Immemorial)的普通法律师,另一方则是试图推翻这项理论的少数持不同意见者——的辩论,透过那个时代英国人如何认识其习惯法、宪法和封建传统的历史来了解当时的政治论说。在波考克看来,通过理解17世纪英国人对于过去和他们与过去的关系来理解他们自己的努力成了这本书最为重要的目标,因此,这本书实际上也是英国人自己的关于法律的历史编纂学(Legal historiography)或史学史。在波考克的视野中,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和史学源流的梳理,他指出了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家是如何通过研究罗马法而注意到罗马法与本地习惯法的差异,进而催生出了法国习惯法之正当性与封建社会的自我意识,这构成了波氏眼中现代史学观的最早渊源。

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波考克在书中的第二、三章中指出,17世纪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上层绅士普遍认为英格兰具有一种从来不曾间断的通过普通法保护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传统,它可以追溯到忏悔者爱德华、传说中的亚瑟王甚至英格兰民族起源的时代中去。但是这种似乎只是为了应付保皇党人君权至上理论需要的建构并不简单的是一种主观虚构。实际上,这种普通法心智已经渗透到17世纪英格兰法律人的血液当中,成为当时整个英格兰绅士阶层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甚至让那些王权派都不得不依据“古老的宪法”规定的逻辑结构来论证王权统治的正当性。17世纪以降议会与王权斗争的白热化促成了普通法古老性到议会的转移,而反对议会的保皇党人甚至利用斯佩尔曼论证王权更古老的论断来确认王权之正当,两种历史叙事的逻辑之争和政治的正当性之争就连成了一体。通过对17、18世纪围绕英格兰古老宪法的公案,即柯克、斯佩尔曼、菲尔默、布兰迪、霍布斯、黑尔和洛克等人的争论,波考克突出了两条主线的缠绕:一是英格兰民族的历史思想是如何通过本地的法政实践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人的历史编纂传统;二是以柯克和黑尔为代表的普通法心智(Mind或者波考克引用年鉴学派的Mentalité概念)与斯佩尔曼为代表的求真派博古主义者的争论如何影响了英格兰的王权与议会之争的政治实践与理论发展。如果说这本书只是波考克在剑桥学派影响下的小试牛刀,那么《马基雅维里时刻》(简称《时刻》)绝对是波氏带有高度个人特点与理论关怀的剑桥学派扛鼎之作。

正如《时刻》一书出版将近30年后波考克给原书重新写的跋所确认的,这本书的书名是友人斯金纳的提议,而该书也被视为“剑桥学派”有关这个题目的历史写作的典范。(中译本第581页)《时刻》探索的是一系列文本的命运,探索它们在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的旅程中传递的话语,那就是区别于以往“权利的政治语言”的“德性”(Virtù)和“命运”(Fortuna)概念主导的“共和主义”或“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强调个体只有作为公民参与到政治共同体的自治决策时,个体的自我完善发展才有可能)政治语言的发现。“马基雅维里时刻”,如波考克所承认的,大体上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时刻:一是“共和政体”的形成或奠基成为可能的时刻,二是这种政体的形成被认为带有不确定性并在其所属的历史中引发危机的时刻(中译本第582页)。这个时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英格兰内战和美国独立革命当中都曾出现过。波考克认为,知道一种现象发生的时机,并不等于知道了发生的一切;毋宁说,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找出当时可以用来探讨与其特殊性有关的政治体系的概念性词汇,探讨其局限性和含义,思考它们起作用的过程和进行评价(中译本第62页)。这就是必须要弄清楚以马基雅维里为中心的共和式德性政治语言是如何被重新阐释和引入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实践,以及这一语言突破带来的概念变化的内在意义和后果。因此,《时刻》一书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早期公民人文主义者的论说中,以世俗性的“公民生活”为中心的德性政治语言是如何战胜和取代了基督教时代以“沉思生活”和宗教超越意义为依归的道德和政治语言的。

该书的第一部分首先描绘了基督教时间框架的几组核心概念——习俗(Custom)、神恩(Grace)和命运(Destiny)。要建构以公民生活和公民德性为核心的公民人文主义论说,波考克认为,城邦制或共和国作为一种设计,其目的是根据公民的能力、兴趣和利益来分配政治权威,使公民们在追求自己特殊善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公民德性的完善。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者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德性政治化”的改造,确认了德性不再是统治者个人的英雄气概,而是公民在城邦中的伙伴关系(中译本第83页)。一旦亚氏以伦理为依归的普遍德性被转换为公民的公共德性,共和政体接下来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不稳定和政体“腐化”的问题,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命运”一词围绕德性得到了大量讨论,因为“命运的作用不再处于人的美德之外,而是它内在的一部分......公民的美德从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说,被抵押给了命运;因此,把城邦作为一个力求维持在其时间中之稳定性的、由特殊事物组成的结构来进行评估,就有着道德上紧迫的重要性(中译本第81页)。”早期公民人文主义者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立足于特殊性的共和国抵挡命运的考验,这种以公民德性对抗命运的范式为马基雅维里的言说所修改,即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内部秩序和一个大众的、而不是贵族性质的共和国(罗马为典型)就构成了马基雅维里修改后的公民人文主义传统核心。这种动态的、大众主导的强有力共和国让马基雅维里史无前例地重视公民战士(民兵传统)的组合,即使时间的问题和共和国的腐化与堕落之忧虑从没有在这种修改后的共和主义传统中消失过。而这种修改后带来的共和主义政治思考通过哈林顿等人影响了后续的英格兰内战和美国革命。

《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

《时刻》一书中波考克看到了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共同体生活和参与塑造共同的善这种共和理想在英格兰所面临的特殊话语处境。因为德性与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关联在一起的,即财产对于公民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自由”之追求是基础性的。不过正是这一特点构成了它在18世纪英国商业社会兴起过程中逐渐的衰落,《德行、商业和历史》一书所主要讨论的便是这一衰落发生的历史过程,即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社会转型与共和主义话语的彻底式微。在辉格党寡头治下的商业秩序里,17世纪清教徒的末日救赎观和共和主义德行观越来越脱离人民的实际生活,与之相伴随的是英国贸易的大幅扩张和商业帝国的逐渐形成。英国公共信用体系的形成(投资者把资本借贷给政府并期待相应的投资回报,政府则把官职、股票和国债作为担保和抵押),这种政府依靠债权人、债权人依靠政府的财产形态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农业时代或古典时代的德行观念(中译本第104页)。在波考克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和货币信用制度促进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语言范式的胜利,也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关系,使财产维系独立自主的公民人格和参与政治之语言的散退。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辉格主义”话语既成为了新兴的商业社会秩序原理的研究工具,也成为了辉格党统治秩序的辩护者。但是,这种观念话语所培育的政治意识,用商业文明建构的“斯文礼仪”和“教养”的社会文化(中译本第352-356页),确认了个人权利和契约思想的“意识形态霸权”,使得18世纪的英国越来越排斥共和思想的公民德行价值观。但是,当今民主国家政治参与度的低下、政治的庸俗化和“消极自由”对民主政体的侵害仍然提醒着我们“马基雅维里时刻”那超越时代的理想之观照意义。用波考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共和思想与反共和思想的历史,是与有关罗马兴衰的历史编纂纠缠在一起的,这某种程度上也是波考克晚年花费十几年的时间着力于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注脚、并重新挖掘启蒙运动时期政治思想的“古今之争”的原因。


波考克的写作除了在“剑桥学派”名义下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型之外,更有其他重大的理论参考意义和价值:首先,波考克通过“马基雅维里时刻”所挖掘的“公民人文主义”思想为我们重新打开了思考现代性的空间。以对马基雅维里思想评价为例,波考克突出了马氏关注的重点是在现代条件下陈述“古代”价值,马氏所注重的不是格劳秀斯的“万民法”或霍布斯的“国家的理由”(Raison d’état),而是古典时代对公民参政和民兵思想的理想、对共同善的追求。“相当古老的价值存在于早期现代性之中,这一吊诡的局面正是‘马基雅维里时刻’之含义的关键所在(《时刻》中译本第593页)。”这也帮助破除了众多思想史家把马氏定义为现代性之开端的通常看法。第二,波考克对于共和主义的重新思考和概念化更加丰富了理解美国独立建国的研究,弱化了洛克式话语的影响。作为现代性之政治发展和革命建国的典范,在共和主义者的视角下,美国的缔造者们不是在向现代性往前看,而是面向古代,在向后看。波考克把美国革命当做了文艺复兴的最后一幕,而不是革命性启蒙运动的第一幕。这种论断重新打开了思考现代性、革命与启蒙话语的关系问题。第三, 波考克所促成的共和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为研究者们重新反思现代政治,重新思考自然权利观念对于其他政治语言的“话语霸权”及其史学史问题意识奠定了基础,促成了晚近欧美学界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


发表于 2016-10-24 13:20:16 | 显示全部楼层
政治思想不是依赖观念的假定,思想本身也不是仅仅被当做现实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反映”,因为思想所依赖的语言恰恰就是现存结构的一部分,思想史家必须把这个语言如何从现实中生长出来以及在特定的转变期语言如何改变了已有的话语模式和现实结构这个过程讲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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